郭道晖 泰康之家·燕园居民

每人一个“五星红灯笼”

开国大典那一天的记忆，让郭道晖叔叔最难忘的，是他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游行方阵中，人手一个“五星红灯笼”。“游行前两天，每个同学自己做五星红灯笼。我们游行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，我们打着灯笼、喊着‘毛主席万岁’和‘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’，毛主席也在天安门上回应我们说：‘人民万岁！清华的同志们万岁！’”

1949开国大典现场

这一游行方阵，就是郭叔叔参与组织的。当年他在清华大学拥有多重身份，既是在读学生，又是中共地下党员，解放后曾担任校党总支的宣传委员、电机系的党支部书记。除了参加游行活动本身，更让他终身难忘的，是为这一天所做的长久准备。

“开国大典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，也是党的城市政策的贯彻实施。”郭道晖叔叔说。这些准备始于1948年12月15号。清华大学比北京城早解放一个半月，作为地下党员生活在清华的郭道晖叔叔，早早开始了行动。

1949年，郭道晖叔叔留影纪念

“我们解放前就组织地下读书会、壁报社，举办各种进步社团，领导学生自治会。一解放，我们立即组织师生学习，连夜用红颜色油墨刻印了500份毛主席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给清华的老师同学学习。”这样的理论学习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“1949年暑期，北京市委还组织了大学生学习团，北京各个大学都参加了，一起学习党的政策、毛主席的论著，还举办了党员训练班，学中国共产党的《党章》和党的城市政策，经过学习和对共产党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召，人们对党的认识和立场也转变了，正如一位老教授说的：“还没解放的时候我说‘他们共产党’，学了共产党的政策变成‘你们共产党’，现在更亲切了，说‘我们共产党’。”这些理论学习，为10月1日的师生游行队伍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“要牺牲自己，我够不够格？”

郭道晖叔叔现今被推崇为“当代中国法治三老”之一，为中国法治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。作为一个标准工科生，郭叔叔抱着“工业救国”的思想考入清华，却被时代所选择，在学生时代便参加了地下共产党，战斗在解放战争的“第二条战线”上。年近半百之后，他又转行从事法学和法治建设。对他来说，不管是学电力、讲政治还是研究法律，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：人民的利益。

选择“为人民服务”这条道路，郭叔叔承受了组织的严格考验，也经过了深思熟虑：“解放前参加共产党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清华，入党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考察。第一步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社团，我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墙报社《清华人》，我曾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《论觉醒》；第二步是参加党的外围组织‘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（相当于后来的共青团）’；第三步，组织看这个人还行，再发展介绍入党，这些都是秘密的。”

郭叔叔说：“当组织上发展我入党的时候我是有思想斗争的，参加共产党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，要牺牲自己，我够不够格？我问过自己，没有马上答应。我入党是下了决心的，准备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。我们受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，爱国主义和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基础很深厚。”

郭叔叔的经历不仅属于自己，也代表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家国命运重大转变之时的抉择和思考。“知识分子追求真理。解放之前我看了很多书，如恩格斯的《反杜林论》、列宁的《论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》和毛主席写的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等文章。我感到，这才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。”不轻易下决断，决断之后就坚持到底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准则。

坚持为人民服务

今年已进入92岁的郭叔叔，入住泰康之家·燕园之后，依旧坚持在法律领域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。“我过去撰写了十多本有关法学和法治的书，400多万字，被人们称为‘法治启蒙思想家’。来泰康之后，还整理旧稿，准备出版另一本法律专著，有 50多万字！”从实践中学习的郭叔叔，是提出“法制”还是“法治”之辩、以及“社会权力”新理论的法学泰斗。

郭叔叔讲述关于开国大典的记忆

“中国人民是可爱的人民。我这不是理论上的爱。我在抗战时期、流亡几千里，‘深入不毛’看到过普通百姓的生活，知道他们的苦，了解他们的可爱。”郭叔叔说。

泰康之家坚守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使命，获得了郭叔叔的肯定：“我们这里管家的服务，也是为人民服务。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，而是一点一滴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。”